12月最重要的节日应该就是冬至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2017年冬至几月几日吧！
2017年冬至几月几日
2017年12月22日 星期五 (丁酉年（鸡年）冬月初五)
中国传统冬至礼仪习俗
关于冬至一词的含义《孝经说》解释如下：至有三义，一者阴极之至，二者阳气之至，三者日行南至，故谓之至。冬至这一天，太阳走到南回归线最顶端，所以是“日行南至”，这一天是北半球日照时间最短的一天，所以是“阴极之至”，从此以后一阳来归，日照时间开始一天比一天增长，所以是“阳气之至”，大自然从这一天开始新的变化。与此相关联，期望着万物复苏，春天到来，世界上许多民族从古以来形成了很多庆祝太阳复活的仪礼。
1、做为自然年岁首的冬至
在中国古代，冬至很早就成为一年中最重要的岁时活动之一，并长期以来受到与正月一样的重视。它并不完全是人为设定的节日，而是以一年之中太阳发生显著变化的时点作为基础形成的。所以，人们为冬至设置的各种活动大多基于对于冬至太阳变化的认识并与之关联。
从太阳的自然变化来说，冬至是一个自然年的开始。围绕这一特征，有关冬至的岁时文化发展出了许多丰富的内容。就其表现具体而言之，一是中国古代曾长期存在过以冬至为年始的历法，二是相当长时期存在过以冬至月为新年的时期。以冬至为年始的历法，至今仍保存在今天彝族的历法中，有关的情况可以参考刘尧汉、卢央等关于彝族十月历的研究。从《诗经豳风七月》的叙事和《管子》中的叙历来看，这种十月历法确实有古老的传承。二是冬至所在的十一月，长时期曾被设为一年之首，这就是古人所谓的“建子”。古有三历之说，以为夏商周三代各建寅、建丑、建子为正月。三历之论，古有异说，以殷人建丑之说而论，唐朝司马贞《史记索引》即称“唯黄帝及殷周鲁并建子为正”。这方面的问题有待今后专家们的继续研究。而周鲁并建子为正是可以查证的。秦以暴亡，汉承秦制，但以十月为岁首的习惯一直承续。这种局面直到汉武帝采用“太初历”为止。《史记·历书》记载到：至今上(汉武帝)即位，……乃改元……因诏御史曰：“……今日顺夏至，黄钟为宫，林钟为徵，太簇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自是以后，气复正，羽声复清，名复正变，以至子日当冬至，则阴阳离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为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摄提格’，月名‘毕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太初历”一直被采用到东汉(纪元 85 年)。在阴阳五行观念发达的古代中国，朝代更迭后常常会易正朔改服色。但一种岁时文化一旦形成后，并不是一定随着历法而变化的，它有时会植根于自己得以生长的土壤而生长。以冬至为新年和冬至月长时期做为岁首，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即或历法变易，冬至月早已不是正月，但冬至仍和新年拥有近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有关冬至的岁时文化有很多与新年的元日非常类似，岁时活动的内容也和元日一样多姿多彩。《颜氏家训》中即将冬至和岁首交举：
已孤而履岁，及长至之节，无父拜母，……无母拜父。南人冬至岁首，不诣丧家。
由此可知当时冬至和岁首同样行“拜父”、“拜母”的新年之仪。
对冬至这种同于新年的重视不仅限于六朝。有唐二百九十余年，历凡八变，其中只有武则天天授元年至十一年和肃宗上元二年这一年实施的是建子历。但人们一如既往对冬至十分重视。朝廷方面的情况下面将单独介绍，而民间的情况则可参照日本留学唐朝的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记载：
(开城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冬至之节。道俗各致礼贺。住俗者拜官，贺冬至节。见相公即道：“晷运推移，日南长至。伏惟相公尊体万福。贵贱官品并百姓，皆相见拜贺。出家者相见拜贺，口叙冬至之辞，互相礼拜。” (开城五年)冬至节，僧中拜贺曰：“伏惟和尚久住世间，广和众生。”蜡下及沙弥对上座说，一以书仪之制，沙弥对僧，右膝着地，说贺节之词。
这里的“致贺礼”、“互相礼拜”和六朝颜子推所言“拜父”、“拜母”一样是贺岁之仪。并且在唐代，朝廷给予了冬至与新年同样的重视。《唐六典》“吏部郎中”条注与“都官郎”条都规定，冬至日与元日同样“休假七日”，官奴婢则给予三日的休假。又郑庆余《大唐新订吉凶书仪》有“元正日、冬至日二大节准令休假七日”，由此可知唐朝对冬至的重视，到中晚唐也都是一以贯之的。在冬至日，朝廷和元日一样举行朝贺和宴会。
宋人称冬至为“亚岁”，重视冬至一如唐人。周密《乾淳岁时记》记载冬至的情况说： 朝廷大朝会，庆贺排当并如元正仪。而都人最重一阳贺冬。车马皆华整鲜好，五鼓已填拥杂庚于九街。妇人小儿，服饰华炫，往来如云。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宋人笔记中另举出例子。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 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而从《清嘉录》记录的“冬至大如年”这样的谚语中，已经可以看到明清人对冬至的重视，这方面的材料很多，这里不细举了。
2、冬至与祭天
古代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冬至这一自然现象，并对其间蕴涵的阴阳消息变化给以极大的重视。比如《夏小正·十一月》就提出：
陨麋角。陨，坠也。日冬至。阳气至，始动。诸向生皆蒙蒙，符矣。
关于《夏小正》所记是否就是夏代生活是有争论的，这一点这里不想多加论及。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夏人是很可能已经认识到冬至这一自然现象的。到了殷代，已经有了“日中测影”即以圭表测量日影的科学方法，在技术上完全可以精密地测定冬至的日期了。同时，在殷墟卜辞中也出现了用指冬至的“至日”、“至南”、“南日”等文字，如果再把广泛流行于商代的日神信仰考虑进来，那么可以肯定地说，殷商时代我们的先民已经认识到冬至这一自然现象，并给以了充分重视。有人推测殷商时代的大祈“清祀”即与冬至相关，我认为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汉书·郊祈志》云：“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祈。故圣王尽心极虑以建其制。” 盖依照君权神授的天命思想，帝王的权力实上承于天。在这样的思想体系中，冬至日所发生的一系列自然的变化，当然会被赋予各种象征意义。特别是从战国至两汉之间，阴阳五行和谶纬思想极其活跃，冬至之日应祭天逐渐成了普遍流行的看法。
有关冬至祭天，《周礼·春官·神仕》云：
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物鬽，以禬国之凶荒，民之丧礼。
又，《周礼·春官·大司乐》云： 凡六乐者……大变而致象物及天神。……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大簇为徵，姑洗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日至，于地上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
“天神”，郑玄注为北辰。关于冬至祭天的理由，唐贾公彦本条疏中解释如下：礼天神必于冬至，礼地祗必于夏至之日。以天是阳，地是阴。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是以还于阳生、阴生之日祭之也。
《周礼》一书成书于战国时代，但其内容混承夏商周三代文化之余，其关于冬至祭天的记载，亦当作如是观。郑注“天神”为北辰。但北辰本楚地神祗，其影响及于全国是出身楚地的刘邦建立汉政权以后的事情。这一注释明显是把后起的祭祀文化与传统的祭祀文化混在了一起。但是，作为“六经”之一，《周礼》的权威性在汉代已经得到确立，郑注在后来也成了理解经典的权威解释。这一切都对中国古代的“冬至祭天”这一传统祭祀文化的定型、延续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古代中国的帝王们来说，祈天祭天是所有祭祀活动中级别最高的。因为“君权神授”，皇帝赖以统治国家的权力来源正是天。天是主宰人类万事的全能神，它掌握着每个人的生死寿夭、穷通祸福，也掌握着国家政权兴亡的机枢。所以，历朝历代都把冬至祭天作为国家重要的祭礼仪式加以重视。相关的典章制度也因之日趋完善。可以说，冬至与政权的正统性之间的这种内在关联，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换言之，这也是中国古代冬至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所以，自汉武帝元鼎五年真正实行了冬至祭天的活动后，尽管随着时代变化而出现一些短期的变动，但冬至祭天大体被历朝历代制度化，成为朝廷岁时活动中最重要的一项。唐代为例，从《贞观礼》到《显庆礼》到《开元礼》，变化的不过是被祭祀的诸神秩序而已，而冬至祭天这一根本是不曾发生变化的。希望对有关的细节做考察者，可以参考《大唐开元礼吉礼》中保留下的有关冬至祭天的详细做法。